經濟觀察報 記者 王雅潔 2025年，“雙碳”目標進入關鍵期，ESG投資從概念熱轉向深水區。然而，國內ESG基金規模波動、企業“漂綠”爭議、國際評級偏低等問題，本土化實踐的深層挑戰依舊突出。

如何讓ESG投資真正扎根中國土壤？經濟觀察報記者專訪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中國ESG30人論壇成員、綠色金融60人GF60成員邱慈觀，直擊ESG投資本土化的核心關切、誤區與破局路徑。

在邱慈觀看來，ESG本土化沒有捷徑，需容忍“慢”，也就是數據積累、認知迭代、政策磨合得慢下來；也要抓住“快”，比如雙碳目標倒逼金融創新，鄉村振興催生社會價值投資的快速信號。

她認為，中國ESG投資的本土化路徑正從理論走向實踐。這場“靜水流深”的變革，終將重塑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底層邏輯。

（圖為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中國ESG30人論壇成員、綠色金融60人GF60成員邱慈觀/采訪對象供圖）

經濟觀察報：您曾提到ESG是“舶來品”，本土化需回應文化價值觀與社會需求。當前中國ESG投資本土化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邱慈觀：所謂ESG投資，就是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在投資過程中考慮環境、社會和治理等因素，運用七種ESG投資策略來選股，包括負面剔除法、積極股東法、依公約剔除法、正面優選法、可持續主題投資法、ESG整合法以及影響力投資法。

在國際上，上述這些策略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發展，歷經四十年才發展完整，是全球公認的ESG投資策略，具有科學工具的性質，而工具本身“不必本土化”。需要“本土化”的是ESG投資的關切，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找出最符合當地社會需求和價值觀的ESG關切，以此構建具體可行的投資框架。

以我國而言，本土關切可包括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綠色創新、低碳轉型對接碳中和的目標等，甚至進一步和中華文化生命理念相結合的尊生、保生、生生不息等觀念。

然而，將上述這些抽象籠統的概念轉化為具體可投資的金融產品會面臨巨大的挑戰。特別是在構建相關的投資框架時，框架必須符合投資組合理論，要顧及多角化原則，通過平衡風險、回報和關切三個維度，利用可靠的數據和選取合適的績效考核KPI，從而設計出能表彰本土關切的ESG投資產品。

應用ESG投資策略進行選股而形成的產品是“復合式”產品，包括公募基金、指數和ETF等，而不是債券或貸款等“單純式”產品。

具體來看，ESG投資本土化的核心挑戰在于“三重脫節”。

首先是標準脫節。

國際ESG框架（如ISSB、歐盟ESRS）以股東利益為導向，而中國需兼顧“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等社會目標，現有標準難以直接套用。例如，國際評級機構關注勞工權益，但中國企業的黨建、扶貧實踐卻未被納入主流框架。

其次是數據脫節。

國內企業ESG披露率低，關鍵指標（如范圍三碳排放）披露比例不足1%，且數據顆粒度粗糙。這導致投資決策缺乏可靠依據，基金經理常以“泛ESG”概念包裝傳統產品。

還有認知脫節。

散戶主導的資本市場更關注短期收益，ESG被視為“成本項”而非“價值項”。例如，某碳中和ETF因過度強調財務回報吸引短期資金，上市后規模縮水超50%。

所以，國內亟需構建“目標導向型”本土框架，將國家戰略（如雙碳、鄉村振興）轉化為可量化的ESG指標，并通過政策強制披露關鍵數據，例如上海曾推出的轉型金融目錄，已覆蓋水運、航空、石化等六大高碳行業。

經濟觀察報：這幾年國內也在持續討論ESG相關的本土化問題，但往往沒切中重點，以致陷入一些誤區，您認為常見的誤區有哪些？

邱慈觀：第一，很多人誤將“ESG投資”和“ESG披露”劃上等號，認為在披露里加上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綠色低碳等議題就夠了。事實上，這種看法是不理解ESG投資會涉及一個很長的鏈條，ESG披露位于這個鏈條的前端，而ESG投資則是在鏈條的后端。這里的ESG披露包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對于其ESG實踐的報導，這些披露不能直接形成ESG投資產品，其中必須加上ESG關切點的明確化、投資框架的構建、投資策略的選擇、數據的使用等，因此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第二，將“本土化的ESG關切”與“ESG投資產品”混淆，誤認為只要確定了本土化的ESG關切，就可以直接轉化為ESG投資產品。實際上，從抽象的本土化ESG關切到具體的ESG投資產品，需要經過一系列步驟，包括構建可行的投資框架、考慮投資組合理論的基本原則、平衡風險、回報與ESG關切，以及使用合適的數據來選股和通過KPI來進行績效考核。

第三，誤認為“本土化的ESG關切”勢必會受到國內關注，但是必須正視形成的投資產品應有“投資回報”。事實上，投資回報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除了本土化的ESG關切外，還需要考慮其他投資組合構建的原則。簡單的說，ESG基金產品能賺錢的先決條件是構成這只基金的成份股公司都能盈利，那么，致力于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的公司都能從其本業中盈利嗎? 它們基于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的原則而形成的現金流模式是什么? 能直接反映在財報上嗎?

如果這些本土化關切背后的現金流模式不明確，卻要把“ESG關切”和“ESG投資回報”畫上等號，結果勢必會讓投資者失望。

在本土實踐ESG投資時，雖然國內的ESG數據相對薄弱，但也已有一些基金公司開始開發本土化的ESG投資產品。受到ESG數據限制，這些產品的制作方法相對比較簡單，常使用負面剔除法、正面優選法、可持續主題投資法等ESG投資策略來選股，而很少使用對ESG數據要求較高的ESG整合法。同時，本土化的ESG投資產品在投資框架的構建上也比較簡單，未必能反映其背后理念的真實內涵。不過，國內ESG投資產品的真正問題是本土投資人對于ESG的接受度并不高，以致產品上市規模原本就不大，上市后又往往遭到投資人出脫份額的命運，以致基金規模只下不上，持續萎縮。

這現象背后的理由值得深究，可能與國內ESG投資市場尚不成熟、缺乏認知有關。因此，加強ESG投資的宣導和教育，提高投資者認識和興趣，是未來推動本土化ESG投資發展的關鍵。

經濟觀察報：阿里、螞蟻等企業早年發布的ESG報告曾經被指存在“策略性偏重”，?但這兩年已明顯改能，那么，企業披露的“策略性偏重”現象是本土企業的普遍痛點嗎？

邱慈觀：企業披露的“選擇性”本質是成本與效益的博弈，但有時更反映知識和能力累積的學習過程。以螞蟻集團為例，其2021年報告僅披露范圍一、二碳排放，卻未涵蓋范圍三（價值鏈碳排放），而后者實際是金融機構碳足跡的700倍。2022年報告對于范圍三里的15類別披露了3個類別，2023年則首度完成范圍三碳排放披露，對于其中相關的12類別都做了披露。目前螞蟻更在先前的核算基礎上，設法進一步優化數據質量。因此，從“策略性偏重”角度看螞蟻的披露可能有失全面，必須把時間軸拉長，以長期視角來了解企業的學習過程以及數據的累積過程。

我們看企業碳披露時，也必須對造成國內披露不佳背后的深層原因有所了解，其中之一在于先前國內的碳核算體系尚未統一，地方與行業標準并存。另有一個原因是風險規避，企業披露負面信息可能引發監管或輿論壓力，例如生物多樣性保護可能會與生產盈利的沖突，使股東不開心，最后讓企業選擇“報喜不報憂”。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可以嘗試逐步擴大強制性披露的覆蓋面，并對披露數據的顆粒度、報告的第三方鑒證等做出要求。

國內三大交易所已發布針對其上市公司發布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引”，就已對上證180、科創50指數等特定指數的成份股公司做出強制性披露，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以后再逐漸擴大覆蓋范圍，最終擴及全部上市公司。披露數據的顆粒度可參考PCAF所擬訂的等級，逐步要求企業能提高數據質量。至于要求可持續發展報告獲得第三方鑒證，日前國內主管機關也在征詢各方意見，先明確鑒證原則，以后再循序漸進的推動。

經濟觀察報：中國的企業，究竟該如何做好ESG本土化，可操作的路徑有哪幾條？

邱慈觀：首先，基金經理人應該加強自己的專業能力，尤其是要學習熟練運用七種ESG投資策略。這一點不只有國際先例可循，也與中國歷史傳統中的圍棋棋手訓練有異曲同工之妙。圍棋棋手通過研究過去的棋局來提高自己的棋藝。同理，基金經理人也應該學習國際知名經理人對于ESG投資框架的構建經驗并結合本土情況，多思考、多學習，才能更加嫻熟地運用ESG投資策略。

其次，社會各界應該加強對ESG的認知。這需要上層領導、同業協會以及資產管理行業的共同努力。唯有通過提高公眾對ESG投資理念的認知，才能逐漸培養ESG偏好，從而讓更多人愿意購買并長期持有ESG投資產品。

第三，政府在ESG本土化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政府應該積極主導ESG本土化的討論，為相關行業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導。同時，在提高ESG投資的趣味性和參與度方面，國內可以嘗試通過公開甄選ESG投資產品的流程來讓整個過程更加有趣。這樣做不僅可以提高社會對ESG議題的關注度，還可以激發投資者的興趣。討論國內最關切的ESG議題以及如何對目前相對薄弱的環節進一步改善，這對設計符合本土需求的ESG產品至關重要。

最后，成功的ESG投資產品應該發揮推動功能，不僅基金經理人要與社會分享投資框架構建的成功經驗，組合中的個股公司也應該與社會分享成功的實踐經驗。

唯有通過提升視野、提高參與度與擴大受益群體，才可深化整體社會對ESG概念的認知，從而推動ESG投資產品的本土化進程。相信在中國社會和中華文化的熏陶下，深耕厚培，國內的ESG投資產品必將開花結果，形成更多細致的、有內涵的產品，甚至終將引領全球ESG投資的發展。

經濟觀察報：國內ESG基金規模波動劇烈，這是否意味著ESG投資尚未形成真實需求？

邱慈觀：當前ESG基金的癥結在于“名實分離”。

部分產品設計粗糙，80%的“泛ESG基金”僅憑名稱吸引資金，未使用負面剔除、ESG整合等核心策略。例如，某碳中和ETF成分股包含高碳排企業，因未嚴格應用剔除法導致“漂綠”爭議。

還有資金結構失衡的問題，機構投資者為政策表態短期認購，散戶追求財務回報快進快出，導致基金規模“過山車”。例如，某可持續發展ETF上市半年規模暴跌92%，反映ESG投資文化尚未扎根。

破局的關鍵在于，未來需明確ESG基金的“綠色顆粒度”。

比如歐盟SFDR將產品分為Article 9（助推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產品）、Article 8（ESG特質產品）、Article 6（傳統產品）三類，國內可借鑒此框架，要求基金披露ESG目標、策略與數據來源，避免“洗綠”營銷。

經濟觀察報：許多企業將ESG等同于公益捐贈，這類認知偏差如何糾正？

邱慈觀：ESG的核心是“通過規范化管理創造社會價值”，而非簡單公益輸出。例如，蒙牛發布生物多樣性報告，因其牧場運營直接影響生態平衡，這屬于具有“影響重大性”的議題；而互聯網公司若過度披露慈善捐款，卻忽視數據隱私治理，則屬“本末倒置”。

企業須厘清三大邊界。

第一個邊界是具有財務重大性的議題，即選擇與財務底線強相關的ESG維度。如鋼鐵企業應聚焦脫碳技術，而非盲目追求社區捐贈。同時，企業也應披露具有影響重大性的議題，如上述的蒙牛案例。

第二個邊界是價值鏈責任，頭部企業需帶動上下游減排。蘋果通過供應鏈管控要求供應商披露碳數據，國內電商平臺可效仿此模式。

第三個邊界是長期主義。

ESG投入回報周期長，需與戰略轉型結合。例如，寶鋼布局富氫煉鋼，雖短期成本高，但契合“雙碳”政策與行業趨勢。

經濟觀察報：從政策端看，中國ESG生態體系還需哪些關鍵拼圖？

邱慈觀：首先標準要統一。整合發改委、生態環境部等多部門碳核算指南，對接國際標準（如PCAF），尤其完善范圍三披露框架。

在數據基建層面，可以建立企業級ESG數據庫，利用AI追蹤碳排放、生物多樣性等動態指標。我們在“上海綠色金融指數”中引入機器學習，已提升數據顆粒度。

在投資者教育方面，可以培育長期資本，引導養老金、險資配置ESG資產。可參考挪威主權基金“雙底線”策略，平衡財務回報與社會價值。

在人才儲備方面，國內ESG研究員不足百人，需高校與企業聯合培養復合型人才。高金已開設可持續金融課程，未來將擴大跨學科合作。